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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时间:2019-12-16 编辑: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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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外向超越的神圣之域 ——科技价值危机引起的儒家反省

黄玉顺

【编者按】作者简介:黄玉顺(1957-),男,成都人,现任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本文是作者2019年11月6日在浙江大学“西湖秋色学术雅聚”会议上的发言与回应的录音记录整理稿。

一、发言

 

谢谢各位,特别感谢主办方,辛苦了!

这次学术雅聚的主题,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大到了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写一篇文章。很遗憾的是,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因为有事而暂时搁置了。等我有空的时候,会写出来的。这篇文章和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心得有关,但我的这些思考本来还没和“新科技”的话题挂起钩来,而这次雅聚的主题从这个新的角度给了我一种激发,产生了一定要把它写出来的冲动。

云彩宝彩票官方下载 我最近的新思考,不同于刚才陈昌凤老师所讲的那种比较微观、具体的视角。我的话题比较宏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是做哲学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学术雅聚的系列活动所提出的“新轴心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从轴心时代到新轴心时代是关乎两三千年的事情,所以我的思考也就比较宏大。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文领域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可以用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分别是“儒学”、“权力”、“超越”。上周在青岛开会的时候,我和任剑涛教授举行了一次对谈,主要就是讲的我所关注的这三个关键词:儒学·权力·超越。那和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科技”的角度不同。第一个关键词是“儒学”,因为我是做儒家哲学的,任剑涛教授也非常关注儒家哲学,这是一个关于文化传统的话题;第二个是“权力”,这是一个政治哲学话题;第三个是“超越”——transcendence,这是哲学和宗教学都特别关心的话题。

今天各界都在关注新科技问题,而各方的关注点不同。人文学界的学者有一种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于新科技对关于人的存在和本质的既有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我想,产生这种挑战、引发所谓“价值危机”的新科技,主要是两个领域:一是基因工程,二是人工智能。前者可以在“硬件”上造出一个人,后者可以在“软件”上造出一个人。而且,人工智能的“造人”不仅冲击到了人的认知心理,而且冲击到了人的情感、意向心理。

这个话题在人文领域很热,宗教界、哲学界都在关注。那么,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我注意到,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文主义。这里的“人文主义”,我指的是humanism。有几个词用得比较混乱:“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其实它们往往都是指的humanism。我今天想提出一个观点:以人文主义来应对新科技所带来的价值危机,是完全错误的,实属南辕北辙,因为正是人文主义导致了这种由科技所引发的价值危机。

这个观点听起来很突兀,需要论证。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的兴起,其背景是对宗教和教会的挑战和抗拒,从而肯定人的绝对价值——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论人文主义有多少派别、有多少不同的流派,这一点是它们的共同底色。按照人文主义,如果说是人所开发的新科技造成了价值危机问题,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人自己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一点必须有一个前提:人是至善的、全能的。上帝死了,人自己代替了至善而全能的上帝。只有这样,人文主义才能解决新科技所引发的价值危机问题。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人是至善的、全能的吗?其实,新科技之所以引发价值危机,这正是人文主义思潮的结果,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人并非至善而全能的。所以,这正是“启蒙反思”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不仅如此,这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危机不仅涉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时代潮流,而且由来已久,涉及两千年前的轴心时代,这就是所谓“内在超越”问题。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领域,近些年有一个热门话题,即“内在超越”。与之相对的是“外在超越”,即外在于心灵,外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甚至外在于整个世俗界,存在着一个神圣界的超越者。论者认为,上帝、彼岸是外在超越的,而中国儒家哲学讲求的是内在超越。他们有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内在超越”乃是儒家哲学、中国哲学的独有的路径,是区别于西方宗教、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的,是区别于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第二,“内在超越”是优越于西方的“外在超越”的。而我想指出:这两个判断都是不能成立的。内在超越并非中国独有的;内在超越未必就是优越的,它至多只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我特别强调:新轴心时代的问题就是重建“超越”维度的问题。

内在超越并非中国独有的东西。事实上,从笛卡尔开始,或者说从“认识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开始,西方哲学就走上了内在超越之路。这是与当时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相呼应的。这可以从经验主义的进路去讲,“不可知论”就是搁置客观外在的东西;也可以从理性主义进路来讲,从笛卡尔到康德,一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其实也是“不可知论”的。最极端典型的是胡塞尔现象学,他的基本进路很简单,那就是“悬搁”外在的“超越物”—— transcendence,回到内在的“纯粹意识”;在他看来,内在的纯粹先验意识本身就是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

西方这种内在超越,可以追溯到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哲学。雅典哲学就是从外在超越而走向内在超越。苏格拉底尽管还是承认外在超越性的神圣界的,他之所以选择欣然赴死,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死了就可以摆脱肉体的“臭皮囊”,纯粹的灵魂才可以与神谈论纯粹的哲学,但是,灵与肉的划分其实就是内在与外在的划分;而且,在他那里,客观的真理不是“神谕”的结果,而是他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的结果,即真理是在人的对话中显现的,其实就是理性的产物。至于他的徒弟柏拉图,他的“理念世界”尽管仍然是外在超越的,但是,这个“理念世界”已经丧失了神圣性,其实是近代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源头。刚才提到的那个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出自雅典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怀疑论。这些都说明了,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到苏格拉底时代,古希腊哲学逐步走向内在的哲学。

以上也就说明了,从外在超越走向内在超越,这并不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进路。这种从外在超越走向内在超越的趋向,到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高潮,外在超越的神圣世界被消灭掉了——“上帝死了”,人自己取代了上帝,自以为是至善而全能的。这种人文主义本质的东西,才是造成新科技下的价值危机的根子。所以我说:应对新科技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人们都诉诸人文主义的路径,这其实是南辕北辙、完全错误的。所以我才提出了“重建外向超越的神圣之域”的问题。

科技只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者,它蕴含着一个形而上的存在者,即超越性的世界。这就是奎因所讲的“本体论承诺”的意义: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形而下者,而它在逻辑上蕴含着一个形而上者,这个形而上者是外在的、超越的。但到了今天,伴随着人文主义潮流,这个外在超越者已经没有神圣性了。于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曾几何时,科学家、工程师之所以不敢为所欲为,那是因为他们心目中不仅有一个外在超越者,而且这个外在超越者是神圣的、令人敬畏的。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我们人类的世俗界就一直都需要一个神圣界来加以引导、监督、制约,因为我们不相信人,不相信人是至善而全能的,特别是不相信权力。而今天科学导致价值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外在超越的神圣界失落了,人及其权力才可以为所欲为。今天的人,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其实都是一个权力体系结构中的“齿轮与螺丝钉”。当然,东方和西方的权力体系是有所不同的。按照哈贝马斯的划分,有政治的权力系统,有资本的权力系统,还有NGO的权力系统。科学家、工程师也都在这样的权力系统之中。新科技之所以引发价值危机,根源在人,即在世俗界的人的权力系统当中:权力可以肆意妄为,是因为没有神圣界来制约它。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重建外向超越的神圣之域。

云彩宝彩票官方下载 谢谢各位!

 二、回应

 

谢谢王杰教授对我的基本判断的肯定。我并不是要打掉人文学者的饭碗,我自己所做的也是人文学科的工作。我这里所说的“人文主义”的概念,是特指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它最终导致了“上帝之死”,导致了人的理性和权力的狂妄。

潘知常教授所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自己当然是站在儒家立场的。但所谓“儒家”是需要区分的,并不是铁板一块。人们的两个基本判断——“内在超越”是儒家哲学独有的、是优越的,我是否定的。儒家走向“内在超越”,是在宋明理学那里达到顶峰的。最初的儒家——思孟学派之前的儒家,其实也是主张“外在超越”的;乃至于孟子,也还有外在超越的维度。我们读孔子,那就很清楚,他的“天”和“鬼神”都是外在超越的,而且是神圣的。读更早的《诗经》《尚书》,你会发现外在的神圣的超越者“上帝”,或者叫做“天”、“帝”,人们后来用这个词来翻译“God”。儒家是后来才逐渐走上内在超越之路的。

那么,儒家为什么会走上内在超越之路呢?我最近重读了《尚书·金滕篇》。它呈现了当时的世俗界的权力系统与神圣界的关系,以及神圣界本身的结构,非常有意思。武王病危了,召公和太公说要占卜一下,周公不让占卜,结果他自己却偷偷占卜了,并且筑坛祭天,祷告上帝。当时的神圣界,有一个至上的超越者“上帝”,他的地位和基督教的“God”非常相似。而地上的世俗界的“王”,比如原来殷商的王,后来姬姓的王,他们死了以后,会成为天神,就生活在上帝身边。周公筑坛祭天,表达愿望,他并不是直接诉诸上帝,而是告诉他的先王,通过他们去向上帝递话,因为先王就在上帝身边。这个结构很有意思,体现了世俗界的权力与神圣界的关系。当时的情况,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讲得很清楚。分封制建立了宗法制度,这套制度是一个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实际上是通过两种方式,即祭祀和占卜,控制或掌握了神圣界的话语权。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儒家如果要做神圣界的代言人,那就必须否定那个已经被权力所控制的外在的超越者,于是转向内在的超越性。

但是,儒家最终并没有夺回话语权。这是因为:神圣界在世俗界的代言人,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存在形式,甚至必须要有独立的权力系统,这非常重要,而儒家从来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儒家始终是世俗权力的臣仆,始终是世俗权力结构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西周时期,世俗权力实际上是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超越的神圣界,一是占卜,二是祭天,而这两种人神沟通的方式,操作者就是神圣界的代言人——巫史;但巫史是世俗权力的臣仆,是“齿轮和螺丝钉”。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神圣界本来是要制约世俗界的权力的,但是神圣界的代言人却恰恰是世俗权力的臣属。因此,“内在超越”无济于事。必须重建外在超越的神圣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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